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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产量一下子就下来了，麦穗明显干瘪不少，亩产比良种集体地又低了一大截，跟包产到户的地块相比，差距更是惊人。

    许调查员的笔尖在记录本上停顿了一下。

    然后是“集体-河滩地-良种+化肥”。这是投入最高的集体地，产量也非常可观，但还是比包产到户的亩均收入低…

    张研究员在一旁小声对许调查员解释着投入产出的效益比问题。

    最后是“集体-岗头地-老种+农家肥”。产量最低，但成本也最低。

    这一系列称下来，数据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

    就像赵振国设计的那样，不同的条件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。

    而所有的数据都指向一个核心结论：在同样的种子、甚至更好的肥料投入下，集体地的管理效率和最终产出，依然无法与包产到户那种精耕细作、将收成与自身利益紧密挂钩的模式相比。

    许调查员之前所有的怀疑、固执，在这一套严谨的“事实矩阵”面前，被冲击得七零八落，彻底失去了立足之地。

    他不再觉得这是“作弊”或者“运气”，他看到了背后清晰的逻辑和强大的力量——那是政策调动起来的人心的力量，是科学管理方法结合个体能动性爆发的力量。

    他抬起头，目光复杂地看向赵振国，第一次用一种近乎平等的、带着探究和敬佩的语气问道：

    “赵振国同志……你……你以前是学农的？”

    赵振国笑着摇了摇头：“许调查员，不是的，这些东西，就是平时爱琢磨，觉得该这么干，就试着干了。”

    许调查员闻言，沉默了片刻，然后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他不再多问，而是转身对王栓住和张研究员，以及旁边的两位记者说道：

    “继续吧。把所有数据，都完整、准确地记录下来。”

    这一次，他的声音里，不再有质疑，只有一种面对事实的、沉重的，也是心悦诚服的平静。

    许调查员想，等全部称重结束，他要跟村里人道个歉，可惜，他这么想，有人却不想让他这么干…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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